據報道，春節前，江蘇豐縣移交小區配套幼兒園的行動拉開序幕。不過，有民辦小區幼兒園被勒令收回改為公辦，并被強制收走鑰匙后，直到過完春節，補償方案仍未達成書面意見，而公辦園的接管也未落實。

上月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指出，小區配套幼兒園應由當地教育部門辦成公辦園或委托辦成普惠性民辦園，要確保小區配套幼兒園如期移交。其中，“已建成的小區配套幼兒園應及時移交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未移交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應限期完成移交，對已挪作他用的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收回”。豐縣這一波收回小區配套幼兒園的行動，正是在上述政策加快實行的背景之下。

不過，雖有頂層設計支撐，豐縣在具體執行層面卻明顯跑了偏。從報道來看，當地小區配套幼兒園的移交過程明顯存在問題——擁有合法辦學手續的民辦小區幼兒園，說關門就關門，不留任何轉圜余地。而當地教育部門在強收小區幼兒園時，并未與辦園方達成任何賠償協議，也沒有匹配以相應的教師、學生安置措施。

這種操之過急的“一刀切”，明顯損害了辦園方的合法權利以及家長、老師的利益，更違背了頂層設計的精神與初衷。“通知”并未要求小區配套幼兒園全部改為公辦，更明確指出，要按照“一事一議”“一園一案”的要求逐一進行整改，確保治理工作平穩有序推進，取得實效。

從確保治理工作平穩有序推進來看，既然辦學手續通過了，幼兒園也早就開始了正常的招生教學工作，即便幼兒園改制有時間上的緊迫性，也得循序漸進。退一步講，也要完成最基本的安置與賠償工作，為辦園方提供成為公辦園還是普惠性民辦園的選擇，并為家長預留足夠的轉學過渡時期。如果像豐縣這樣，小區幼兒園一刀切地改為公辦，不留下任何轉圜的空間，恐怕只會讓政策產生副作用，甚至傷及政府公信力。

一個政策的設計和實施，需要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特別是潛在的社會風險、輿論風險。近年來民間資本大舉進入幼教產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困擾社會的“入園難”問題，但也讓資本逐利性與教育公益性的沖突日益顯現。收費混亂、辦園條件堪憂、安全隱患頻現、師資質量差等問題，都曾引發爭議。但民辦幼兒園并非洪水猛獸，國家也一貫鼓勵支持社會力量辦園。去年下發的《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就明確提出：要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堅持公辦民辦并舉，著力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引導社會力量更多舉辦普惠性民辦園。普惠性幼兒園既包括公辦園，也包括普惠性民辦園。

在這一背景下，“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這一新政如何實施，就大有講究。值得一提的是，國辦的“通知”剛下發時，曾一度讓輿論產生“民辦幼兒園退出歷史舞臺”的誤解，并引起民辦幼兒園行業的恐慌。為此，教育部和住房城鄉建設部相關負責人還專門進行“辟謠”——普惠性幼兒園既包括公辦園，也包括普惠性民辦園。從政策本身看，也并不鼓勵“一刀切”。既然如此，地方上在操作執行中的手勢，就不能簡單粗暴，不應以“完成任務”為由罔顧實際的民生需求。

小區配套民辦幼兒園的改制確實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對于辦園方、師資和家長在內的各方面，改制也必然會牽涉到不少人的利益。在上級部門逐級壓實任務，甚至定下時間表的背景下，一刀切的改制方式也許最容易出結果，但結果有了，任務也完成了，卻違背了政策設計的初衷，甚至加深輿論對政策的誤解——這樣“完成任務”，是我們要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