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3年，元龍音樂書店重新有了門面。

但門，并非原先那扇被封掉的門，而是位于武康大樓的分店開門。

10月18日開張前夕，新店店長湯苑青組建了一個武康大樓店樂迷群，消息甫一發出，“興奮”“恭喜”的表情接連跳出，還有人沒看清以為是位于復興中路的大門重開，就直接奔去了老店。

如果你對上海書店有所關注，或許不會對“元龍音樂書店”這個名字陌生——2016年6月底，這家開辦了23年的書店被封上前門。要進書店，需繞至弄堂里，再穿過廚房、衛生間——成為全國都有名的“后門書店”。

書店后門一瞥。蔣迪雯 攝

元龍音樂書店的遭遇，部分映射出實體小店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境況。近幾年實體書店陸續關門，今年1月一篇關注上海小店的《搶救上海小店！》熱傳。4月中旬，市商務委等八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上海支持海派特色小店發展的若干意見》。

元龍終究只是一個不可復制的個例，但人們需要一些期待。

“城市的溫度并不是多一兩家小店的問題，而是城市治理的模式開始發生變化。在合法性的維度之外，多一些對社區功能的理解，多一些對城市文化的理解。小店在迭代更新，政府也在學習成長。” 在市中心一家人聲嘈雜的咖啡店里，徐匯區區長方世忠說得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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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這天早上，武康大樓臨淮海中路的一面，廊下的路堵了。

從8點開始，就有鮮花送到。攝像機，人群，漸漸聚集。作曲家何占豪、趙曉生等都來了。

10月18日，湯元龍坐著輪椅趕來。蔣迪雯 攝

湯苑青忙里忙外。

在7月得知要在武康大樓開店的消息后，她就退掉了回溫哥華的返程機票。

作為元龍音樂書店老板湯元龍的女兒，她決心離開生活了37年的溫哥華，留在上海“女承父業”，接下這個分店店長的擔子。

這讓湯元龍驚喜。他原本就想女兒來接管元龍書店，把書店開成百年老店。只是女兒在加拿大也有攝影事業，這回倒是順理成章。

8公里外，靠近錦江樂園的居所里，湯元龍穿上了平時去聽音樂會才穿的深灰色中山裝。王務荊換了一身紅色中式長衫。她在微信朋友圈將這一天稱為“老枝發新芽”。

“儂要講話的哦。”她叮囑湯元龍。

“我講不好，你講。”湯元龍笑呵呵推脫。湯元龍講話是北京口音。他從小在北京長大，8歲后才來了上海。去年8月，因中風偏癱，他在醫院里躺了一年，語音、動作都比較緩慢。

“創始人怎么可以不講？”王務荊撇了撇嘴。

1993年，改革開放的風帆高揚，湯元龍拉上妻子王務荊下了海。兩人都是學音樂出身，湯元龍外號“湯巴赫”，以演奏巴赫的鋼琴作品出眾。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后，留校任教多年。王務荊曾是上海樂團二級演員。兩人計劃利用音樂學院的福利分房，開辦一家和音樂相關的專業書店。后由學校出面向區規劃局申請破墻開店，得到批準。

艱苦是艱苦，夫妻老婆店，進貨出貨都是自己，湯元龍說。開店之初，他哼哧哼哧蹬著三輪車經過音樂學院時，被熟人看到，都感慨“湯老師這么辛苦”，誰都不敢貿然下海了。沒出版社資源，就去上海音樂書店進貨，國營大店看不上私營小店，王務荊不服氣，“我一年就趕超你們”。

元龍音樂書店老店一角。蔣迪雯 攝

好在店開出來，很快就有起色。

一方面是滿足剛需。周邊上音學子每到開學，都要來買教材。去國外參加比賽，也要來元龍買原版琴譜，上面一個連接符都不會差。

另一方面，專業的畢竟還是有優勢。“本身是搞音樂，知道音樂需要什么東西。一碰到好書，我自己都會激動得不得了。”王務荊說起多年前參加的一次全國訂貨會，“上樓看見一個天津出版社，看到一本書《望七》。這書名挺滑稽，但我看它署名是傅聰。拿過來一看，是傅聰寫的散文，對音樂的見解等。我說這是本好書。為什么叫望七？原來就是他要到70歲了就‘望七’。我跟出版社說：‘你給我發200本’，對方一愣，‘你們什么書店？’大的新華書店一般也不會定這。‘你賣不了不可以退的噢。’‘沒問題。’回來我給它全銷了還補了500本。”

市場帶來機遇，也暗藏危機。十多年前，上音門口開出一家全國連鎖的藝術書店，地段裝修都好，元龍的生意確實受了影響。湯元龍立下規矩“打八折”，“就憑我們不出房租，給大家創造更好的空間。”幾年后，連鎖書店關門，打八折的傳統延續至今。

“26年啊，一晃過去了。”湯元龍笑笑，“接下來還要培養人呢。”

從左至右為王務荊、湯元龍、湯苑青。蔣迪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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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剛過，叫去武康大樓的車到了，湯元龍坐上輪椅下樓。

車很快過了徐家匯，駛入衡山路。道路頓時變得立體起來，馬路窄小，梧桐繁茂，具有年代感的洋房、公寓、里弄與各式小店混搭，有沖突感卻不失融合，這是上海最具魅力的衡復歷史風貌保護區。這片區域里，徐匯區占據4.3平方公里面積，有950幢優秀歷史建筑，還有1900余戶街邊小店。元龍音樂書店也在其中。

在這里做生意的，零售類還是大頭，服務業其次，然后是餐飲。不同業態的境遇不太相同，但最共性的威脅還是來自租金。永康路上專做貝果的小店big bagel，店主王美燕每天一睜眼想到的便是“欠1000元”，做滿之后這一天才不至于虧損；租金每年常規漲幅10%，若是稀缺店面，房東會因為競爭者的出現而漲更多；轉租現象也很普遍，一房東9000元，二房東轉手就是2萬元，最多時能轉手5次。

大環境也是重要影響因素。2003年“非典”、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堅持手工制作的翰藝旗袍老板周朱光每到一個挺不過的坎，就賣一套房，如今已經賣了4套。現在，小店走到了互聯網時代，流量成為新的轉型需要，但他堅信手藝活有未來，只是不知能不能挺過這一關。

而對于元龍來說，租金和大環境都不是引發封門的直接因素，問題出在那道大門上。

正中這面墻就是書店原來門面所在的位置。蔣迪雯 攝

2016年為了對衡復地區進行系統保護，徐匯區對部分道路進行了環境綜合整治。被整治的小店大多沒有營業執照，或是店鋪所在的建筑沒有取得商業用途的許可。

元龍音樂書店的房子，要說正規，確實不正規，書店部分是搭建的，只有庫房兩間是原來的房子，但文件上沒有暫時建筑幾個字，所以保住了。

門面的問題，王務荊本來也信心滿滿，畢竟二十幾年前是鼓勵下海開門建店，破墻開店的許可也是學校申請，營業執照也有，結果跑到區規劃局調閱了檔案，才發現，當年的許可證邊上敲著“臨時”兩個字。

藍色“臨時”章，意味著建筑許可證的有效期是兩年，可以延期一次，但延期最長時限也不超過一年，到期后視作自行失效。

都是文化人，識得字，也明白白底黑字的分量。唯一的辯白是，從沒看過這張許可證，但當年辦證蓋章的人也尋不著了。王務荊說不出一句話，只是想，“這下殺頭了” 。

通知說，6月28日封門，但大雨下了兩天，只得緩刑兩天。6月30日，還是來了。

工人砌磚，湯元龍就在一邊遞煙，說別為難干活的人；王務荊心里悶，走來走去，最后干脆站到馬路對面，看著那塊特批的門牌號“復興中路1348弄”隱沒在磚墻背后。

王務荊說，這張合影是3年前門剛被封時拍的。蔣迪雯 攝

消息甚至傳到了溫哥華華人圈，湯苑青得到消息后，給父親打電話，父親聲音疲憊，“沒事，你爸什么大風大浪沒見過……”

同一時期，與元龍音樂書店類似的，徐匯區還有259家小店也被關閉。

今年初在東平路幾家小店關門后，自媒體人俞菱發出一篇名為《搶救上海小店!》的文章。文章梳理了作者15年前寫的100家上海小店，發現15年后，依然存活的只有3家。

“上海路邊的小店，僅5%能開10年以上，15年以上小店的存活率，更是只有3%。搶救10年+小店，就是搶救我們前10年的集體記憶。”她寫道。

這篇文章引發的討論從微信朋友圈蔓延到兩會的議事廳。文章閱讀量達到80萬多，數字至今還在增加。

3

政府陷入了兩難。

文章發出第二日，徐匯區區長方世忠就私下找俞菱，在武康大樓下的老麥咖啡館喝了杯咖啡。

方世忠說：“不是以徐匯區區長的身份，就是朋友聊聊。”兩人各自點了杯拿鐵。

他們從衡復地區的小店聊起。

小店關門，原因各異。有些是市場因素，有些是法規要求。若把各種情況雜糅在一塊兒看，確實會讓人感覺一段時間以來小店哀鴻遍野，店主孤立無援。

方世忠向俞菱解釋，東平路南面均為上音附中的教育用房等。此次是由于國家對教育系統用房、軍事系統用房等的管理越來越規范，因此租期到期后上音就不再續租。

他說：“現在小店自身還是要考慮合規性的問題，不能因為要做一個有文化有歷史的小店，就不考慮自身經營合規性問題，不考慮生態環境問題，油煙排放擾民也不管；但從政府角度來說，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在監管過程中還是要體現包容審慎精神，既要考慮小店合規性維度，也要考量小店的社會性維度和文化性維度。實際上不少街邊小店已經成為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成為街區文化的標識。”

俞菱表達了自己的愿望：“我們就特別希望原來那些消失的上海10年+、20年+的小店可以重新回到它原來的地方。”

元龍書店的門到底能不能重開？這個問題，方世忠早就想過。畢竟，2012年方世忠任上海新聞出版局局長在全國率先推出支持實體書店的扶持政策時，元龍音樂書店就是首批35家受資助的實體書店之一。

他曾請幾個部門反復論證，結論還是不能開——破墻開店的批文確實已經過期，若給一家例外，口子往后是否要越開越大？

阻力也不僅僅來自行政的考量。不同位置的人，對“小店”的理解不同：有人認為要保護有上海特色的海派小店，有人認為應保護有一定歷史的小店；有人認為街道應該有業態引導，不能聽任發展，也有人認為，政府應該減少一切非必要干預，讓小店自然生長；有人一肚子怨氣，覺得那些號召留住煙火氣的人，難道就看不得街道整潔一新？但也有人反駁，留住煙火氣的內涵在于，留住人與人的關系，留住店與社區的連接。

對于此次談話的目的，方世忠的解釋是——重振對小店發展的預期。

小店危機只是表象。從更大的角度來看，互聯網時代對生活服務業的實體店，確確實實產生了影響。電影院、實體書店受到的沖擊可能更早。而小店和普通老百姓的聯系更為緊密，是一個很有標志性的領域，人們很容易關注到。

國外百年小店很多，但他們生活服務業的互聯網發展并沒有像中國這樣發展如此快速。今后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有可能互聯網服務企業的成本會變高。小店不見得就不會回歸，正如電影院也在回歸一樣。

“不需要失去信心。”他對俞菱說。

“市場經濟是充分競爭的，但市場也有失靈的問題，如果沒有制衡的力量，社會預期發生顛覆，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他說，“我對小店的態度是三句話：優先發展民生小店、鼓勵支持特色小店、有效監管違規小店。我一定會讓元龍書店回來，一定會讓東平路回來，而且是更有品質更有溫度地回歸。”

4

轉機出現在武康大樓修繕時。

徐房集團副總經理朱勁松感嘆，“這件事做成太不容易。”

確定門不能重開后，上海音樂學院曾出面幫助過書店想辦法，房子找了好幾處，但最后的問題總是租金——書店是付不了什么租金的。

直到武康大樓開始修繕，底樓業態作出調整，幫忙尋找店址的人員看到了希望。

文化旅游局副局長蔣艷參與了協調溝通。“比較下來，我們覺得武康大樓對元龍音樂書店最合適。這樣一個在業界有品牌的文化空間放到武康大樓，可以產生聚集效應，讓市民更好的感受到歷史文化氛圍。”

圖中左為王務荊，右為方世忠。（資料照片）

7月22日，天氣炎熱，方世忠和幾位同事擠進了元龍音樂書店。

他向王務荊提議去武康大樓開個新店。王務荊一聽武康大樓，“腦子砰得一下”，這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去的吧？她想。

“那是開在樓上嗎？”她問。

“是樓下沿街店鋪。”方世忠說。

“那樓下這個租金我們吃不消的。”王務荊直搖頭。

“政府和企業會聯手支持你們的。”方世忠解釋，這個地段的商業用房租金確實很高，但根據區里制定的對沿街特色小店發展原則——“國資發揮社會責任，對涉及基礎民生的業態給予租金支持”，同時“保護具有文化特色以及在品牌傳承過程中與區域有內在聯系的商業文化”，是可以幫助他們緩解租金難題的。

“武康大樓本身就是上海的一個地標性建筑，你們元龍音樂書店也是一個文化品牌，如果品牌入駐到這個這個大樓去，我們可以為愛樂者點亮一盞溫暖的路燈，為武康路打造一個文化的地標。”方世忠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全力以赴。”王務荊笑了。

10月17日，店員們在做最后的準備。蔣迪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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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3年，元龍音樂書店的門面問題解決了。

有人感嘆，這終究只是個例。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小店危機之后，實體小店第一次在大眾視野回歸。背后傳遞出的，是政府開始在城市治理思維上轉變的努力。

“城市治理，實際上是一個共治過程。小店店主的意見，我們過去可能傾聽的不夠，而小店店主也要了解現在政府到底有什么想法，政府也需要表達。”方世忠說。

今年7月，全市首個特色小店聯盟——徐匯區特色小店聯盟宣布成立。至今已舉辦4次沙龍。這是一個政府和小店可以對話的平臺。徐匯區商務委副主任姜舟認為，俞菱的文章推動了平臺建立的步伐。

小店店主王美燕還記得參加第一次沙龍的場景，大家圍坐一圈，很平等，發言也是“想到什么講什么，都是最真實的感受”。

她也講了自己的感受：忙碌至極時真想撂挑子關店回老家，但第二天一開門，就又能發現支撐她做下去的動力——比如隔壁小店的阿姨會拿來自家做的小菜讓嘗嘗；附近胡同才放學的小孩沒帶鑰匙留在小店寫作業……

朱勁松作為嘉賓參與了沙龍，他說：“我們以前對小店都是面上的認識，這次是第一次在這種形式下聽到了小店的心聲。”

今年上半年，徐匯區幾個部門還推演了一次開辦小店的流程，發現開店需要34份材料，4個部門發照。壓縮之后，需要8份材料，填一次表。8份材料拿出來再討論，發現有些材料還可以再精簡。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還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但有為政府的作用也是不能缺位的。”方世忠說。

正如在小店危機的大討論中，不應該混淆小店消亡背后的市場因素和行政力量，城市治理中，也要分清市場和政府兩只手，誰是主導，怎么合作。

在每一個具體案例中，邊界在哪里？這是一個需要摸索的過程。

湯元龍在發布會現場。蔣迪雯 攝

10月18日，元龍音樂書店開張儀式臨近尾聲，一位頭發花白的老樂迷突然大聲提議，要給政府送花。“感謝政府為我們上海市民保留下像元龍這樣的小店！”他扯著嗓門說。

作為政府的代表，來致辭的徐匯區文化旅游局副局長蔣艷被人們簇擁著含笑接過鮮花。

掌聲雷動。

這是元龍書店的新開始，對于正在邁向全球卓越城市的上海來說，挑戰也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