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王曉顯在擔任一起離婚案件的“探視監督人”之前，從沒想到過，自己會和一個“毫不相干”的家庭，有如此深的牽扯。

一對年輕夫婦離婚后，3歲兒子每周一次的探視成了雙方生活中最煩惱的一件事。女方一見到曾經家暴過自己的前夫就很害怕，也不希望孩子見到父親，而男方卻每日期盼著與孩子團聚，雙方一個“躲”一個“追”。長達半年時間里，王曉顯每周都會抽出業余時間，在商場里陪著三個人見面，平復著離婚夫妻之間隨時可能升起的硝煙，讓孩子在和平氛圍中度過一段親情時光。

在此過程中，這對年輕人之間的恩怨矛盾、各自的性格弱點甚至家庭隱私，都一覽無遺地暴露在王曉顯面前。他一邊調適著自己的角色、一邊漸漸找到了這個家庭之所以破裂的根源問題……

這個做法有個法律上的專業術語，叫做“社會力量參與家事審判”。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選取了118家中基層法院，開展為期兩年的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試點，普陀區是其中試點之一。普陀區法院與王曉顯所在的市陽光中心普陀工作站合作，嘗試介入35周歲以下青年離婚案或未成年子女10周歲以下父母離婚案，對這類案件進行社會調查與調解工作，在普陀區就有11名王曉顯這樣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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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專業社工介入“離婚風波”

需要社工介入的家事審判案件，為何有這兩個條件——“離婚雙方是35周歲以下青年”以及“家有10周歲以下未成年子女”？這是因為，年輕“80后”夫妻組成的家庭，會有一些共同的“不穩定性”，比如年輕人因家庭瑣事沖突容易導致一觸即發的情緒失控，相互之間的愛情親情相對脆弱，撕下“面紗”后又容易互相詆毀與算計，乃至暴力相向，而危機的夾縫中，受傷最深就是年幼的孩子。同時這些離婚案件對未成年子女撫養權的歸屬、探視等方面，也往往存在著爭議。

“社工對婚姻問題的介入和服務難度很大，但又不得不做，這件事意義重大。”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普陀工作站站長湯瑾說，工作站與普陀團區委、區法院共同合作與嘗試，組建了一支11人的專業社工隊伍。他們本身專業能力就比較強，都具備5年以上工作經驗、中級社工或者心理咨詢資質、有一定的法律知識。通過資深法官和律師的專題培訓與每月沙龍研討，幫助他們迅速積累經驗、提高處理問題的技巧。

目前，社工們主要介入的是庭前調查、庭前調解、開庭宣讀調查報告和探望監督人等四項工作。

前調查工作中，屬地化的社工普遍對本社區很熟悉，他們可以通過社區了解家事案件雙方當事人的社區情況，綜合婚姻狀況、子女照顧情況、社會評價等方面的信息出具社會調查報告，并根據實際調查對孩子的撫養權給法院提出傾向性意見。

曾經有不服氣的案件當事人跟法院鬧：“這個社工就跟我們見了幾次面，他對孩子歸誰撫養這件事有啥發言權？”對此，湯瑾解釋道，孩子的撫養權可以說是離婚案件中最重要的一項約定，關于孩子的一生。社工在進行大量外圍調查的基礎上，完全站在“兒童利益最大化”和保護兒童健康成長的立場作出判斷，對于判案法官來說是一份中立公正而有價值的參考。

而庭前調解也是社工干預年輕夫妻沖突的有效途徑。在不少成功調解的案例中，社工幫助離婚夫妻消除對撫養權歸屬的爭議，排除探視過程中遇到的阻礙，保護兒童權益。社工還有一項職責，就是開庭宣讀調查報告，并對原被告雙方進行家庭婚姻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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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監督人”全程陪同父子相見
王曉顯擔任的“探望監督人”職責，可以界定為，因撫養權變更、撫養費糾紛、探視權糾紛的家事糾紛案件，根據法院委托，社工承擔陪同一方行使探視權的工作。

開頭的案例中，王曉顯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與這名翁女士見面的場景。當時，他和其前夫周先生一起等候在翁女士家門口，只見她遲疑地抱著孩子走下樓、一臉害怕表情。母親的抗拒心理也“傳染”給了孩子，小女兒也對很久未見的父親感到陌生，緊緊拉著母親衣角。毫無親密感的一家三口，外加一個局外人，這一幕著實有些尷尬。
而這正是王曉顯想去改變的。他在前期社會調查時已有心理準備，得知男方曾有婚內家暴行為，致使前妻不敢單獨面對他，但根據雙方在法院的要約，雙方必須每周末陪同孩子前往附近商場的兒童活動中心。王曉顯的任務就是為孩子“說話”，最大程度消弭其父母之間的對立情緒，讓孩子快樂地和父母在一起。

那天，四個人一起乘了輛出租車。翁女士執意不愿與周先生靠近，要求他一人坐在前排，自己帶著孩子和社工坐在一起。王曉顯借這個機會親近孩子、和翁女士閑聊起來，彼此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在商場兒童樂園里，周先生帶著孩子到處玩，王曉顯繼續和翁女士聊天，他勸說翁女士“想開一點”，多讓前夫承擔一些照顧孩子的責任。

一周又一周，這個家庭的關系在一個“陌生人”陪伴中漸漸好轉起來。夫婦倆無數次當著王曉顯的面互相抱怨和責怪，王曉顯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越來越了解他們的相處模式，越來越擅長擔任“和事佬”角色。

一段時間以后，雙方總算可以正常交接、合理溝通，王曉顯的“探望監督人”工作也算告一段落。沒想到，今年年初翁女士又打來電話，迫切需要幫助。原來，周先生希望春節期間帶著孩子去外省市看望奶奶，還說要把孩子帶走不再回來。王曉顯馬上約談周先生，問他怎么回事，周先生坦言自己一時情急說了不恰當的話，但表示確實希望母親見見孫子。王曉顯覺得，周先生并非那么不講理，于是努力幫助雙方講和，在他調解下，周先生同意讓母親到上海過年，翁女士則同意讓孩子在奶奶家住兩天。

“這對離婚夫妻的案例很典型。”王曉顯總結說，從一些瑣事上看出，他們倆在一些無關原則的事情上都不肯讓步，都不愿意流露真實想法。他們分別都會在微信上大段大段地描述自己的付出和辛勞，最后往往會附上一句“不要讓他/她知道！”他有一次嘗試把雙方的“默默付出”告訴對方，但倆人的回答又是驚人一致:“他/她真是演技派！”

王曉顯覺得，這對離婚夫妻之間的相處慣性模式已經難以改變，他只能努力降低這種負面相處方式對孩子的影響，而他們注定要為孩子的成長付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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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偏差少年曾經“爹不疼娘不愛”

不久前，曹楊青少年社工賀幼迪受普陀區法院委托，開展“張女士訴李先生變更撫養糾紛案”社會調查。在調查走訪的過程中，賀幼迪結識了15歲男孩陽陽，當時他的父母正在為推卸他的撫養關系對簿公堂。

陽陽父母離婚2年多，他的撫養關系判歸其母，父親每月支付1600元撫養費。只過了半年，他的父母就因撫養費、房產糾紛激烈爭吵。賀幼迪很同情陽陽，母親張女士一味糾纏于撫養費、房產的糾紛中，不能自拔，根本不考慮孩子的感受，而李先生更是不聞不問，連節假日都不打一個電話。扭曲環境下的陽陽，逐漸形成了欺騙型人格，經常對大人撒謊、偷盜家中錢物，甚至離家出走、逃學逃夜，升學也受到了影響。

賀幼迪制訂了服務計劃：首先，她通過電話、微信、上門走訪等方式與李先生取得聯系，逐漸改變他對前妻的抵觸行為，說服他定期前往探視孩子，履行父親義務；接著，她通過社區未保辦、學校老師等渠道了解陽陽的學校表現，并安排父子在學校相見。

這次由社工領著和兒子見面，距離李先生上次見兒子，已經有兩年了。一路上，他都顯得很緊張，口中喃喃自語:“這么久不見，都不知道長成什么樣子了……”起初，父子相見確實有些氣氛緊張。賀幼迪不失時機地暗示他們雙眼對視，畢竟是親情可貴，倆人很快從執手相對變為相擁而坐，李先生要求陽陽不準再逃學逃夜，陽陽也鄭重答應，還希望父親能定期到校探視。

在目前社工們參與的52件案件中，最常遇到的幾種類型，主要包括夫妻雙方婚前感情基礎薄弱、缺少溝通、一方存在婚外情等等，這些情況都會導致婚姻破裂、讓無辜的兒童陷入凄苦境地。

倫理學博士閆玉在她的婚姻倫理研究中認為，夫妻之間的關系經歷傳統社會“藤與樹纏繞”的依賴式，已漸漸演變為現代社會以及未來社會“樹與樹牽手”的伙伴式。要想真正地提高家庭生活質量、給孩子提供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最好的辦法就是尋求一種近似平等、尊重、有責任的相處模式，長期維持家庭持久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