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財政部近日公布的數據，2019年1月份，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4180億元。其中，發行一般債券2635億元，發行專項債券1545億元；截至2019年1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88041億元。其中，一般債務112574億元，專項債務75467億元；政府債券184890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3151億元。

從數據可以發現，相比較其他發達國家，我國政府債券規模尚處于可控范圍之內，有很大的政策調整空間。根據有關理論和國際慣例，政府債務的存續量不能超過債務余額限額。我們可以將人大通過的預算債務余額限額與今年債券存續量之差作為債務發行空間。通過計算可以發現，還有至少3萬億元的債券發行空間。

但現實中，我國地方政府真實債務，遠遠沒有財政部所公布的政府債券數據那么簡單。

隨著地方公共服務支出的增加，地方政府身上背負了大量的隱性債務。我國所實行的是分稅制模式，地方政府稅收需要上繳中央，造成了其“財權”（即稅收使用權）和“事權”（提供公共服務）的不匹配。再加上傳統政績觀和城鎮化推進的影響，各地之間基礎設施建設競賽愈演愈烈，造成地方政府支出壓力增大。與之所對應的是國家禁止的地方政府獨立發行債務，只可通過中央代發債。在這種限制下，地方政府不得不紛紛設立融資平臺，通過土地注資，借由融資平臺發行債務，緩解支出壓力。

這部分隱性債務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巨大的財政風險，大多被表現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違約風險。隱性債務所獨具的難統計、難管理的特性，使得他們成了地方政府的法外之地。由于融資平臺所承接的多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盈利能力較差，再加上資產多為土地資源等折算，流動性不足，所以一旦項目難產，會引發一連串債務違約情況。

2018年1月，云南省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未準時還款，導致中融國際信托旗下的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無法向委托人分配訊托利益；4月中電投先融宣布旗下兩款資管產品出現延期兌付，而其產品融資人均為天津市市政建設開發公司，保證人為天津市政建設集團；5月光大信托計劃發行的投向綠源農產品貿易股份公司的集合信托也出現了問題，而項目本身適用于建設西安綠源農產品批發項目，由西安市灞橋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擔保。類似平臺公司出現違約，風險暴露的情況層出不窮。

所以，擺在政府債務面前的首要任務，是要將政府債務“透明化”。國家需要下狠心，詳細調查當前地方政府所負擔的隱性債務，通過債務置換等方式將政府與融資平臺債務相剝離，明確政府債務承擔義務；同時規范化融資平臺運營，逐步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讓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擺脫政府扶持；建立更為廣泛的政府資產負債表，將隱性債務也納入債務規模考核范圍之內。

其次，除了將政府債務“透明化”以外，政府債券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絕非“中流砥柱”，而應當是“四兩撥千斤”。

政府債券需要提升資金利用效率，充分發揮引導社會資金的作用。相比較龐大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債券規模微乎其微。所以政府資金應當起到一個路標的作用，作為“引子”激發社會資金參與到公共服務領域中來，正確采用PPP等新型政府與民間資本合作模式，讓政府的身份由公共服務的投資者轉變為監督者。

同時，過度使用政府債券也會擠壓民間投資空間。根據經濟學理論，政府投資的增加會對民間投資造成一定的擠壓，“國進民退”并不是政府發行債券的初衷。所以應當管控政府債券用途，保證市場競爭公平，避免對市場秩序造成破壞，同時將盈利性服務交給民間資本，減少政府發債與投資對民間投資造成的負面擠壓。“透明化”、“高效化”雙管齊下，在合理管控政府債務規模和風險的情況下，提高政府資金利用效率，才是地方債管理的應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