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之年。今年1月，上海發布《加快推進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設實施方案》，對上海的金融中心能級提出了更高目標：要在五年內建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科技中心。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未來的金融中心也一定是科技中心。”這一觀點當前已成為行業內共識。隨著科技發展、地緣政治，以及經濟環境的變化，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已變得愈發激烈。未來，上海應該怎樣抓住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在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

記者就此采訪了滬上多位業界專家。

生態建設：運用整體眼光

“建設金融科技中心，首先要把金融科技看成一個生態體系，用整體的眼光來看待它的建設和發展。”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會計學教授李峰表示。

隨著金融行業分工更趨專業化、精細化，金融產業鏈不斷延伸和拓展，傳統金融行業原本封閉式的經營模式已難以適應數字時代要求，金融科技的生態合作和場景驅動特征日益明顯。

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劉信義介紹，當前，金融機構與科技公司之間的合作越發緊密，在業務、賬戶、數據、技術等方面的交互關系日益突出，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憑借平臺、場景和數據優勢，通過獲取牌照、投資并購等方式進入金融業，增強了金融供給的競爭性和金融生態的多樣性。

今年5月，上海國際集團聯合相關金融要素市場、持牌金融機構、頭部科技企業等40余家單位，成立“上海金融科技產業聯盟”。短短百余天后，9月份，另一個金融科技領域行業組織——“智能投研技術聯盟”也在臨港新片區揭牌成立。該聯盟由中歐基金、國泰君安、建信金科、恒生電子、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等70余家智能投研領域的相關機構和組織共同發起設立。

“這兩個聯盟的成立，說明上海正打造一個平等、互利、合作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金融科技生態圈。”李峰表示，只有在生態圈中，金融科技業務和技術層面才能形成“上海標準”，為金融科技發展貢獻“上海力量”。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整個金融科技生態圈包涵了政、產、學、機構等各個主體。生態體系要平衡發展，各類主體都應該充分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首先是政府，即一行兩會等監管機構，應該扮演的角色是監管和引導。李峰說：“在金融科技中，數據資產是基礎。但數據資產又是分散和帶有隱私性的，因此，如何引導各類主體高效、合理、規范地使用數據資產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其次是科技企業。作為世界知名的數據資產的搜集和使用者，鄧白氏為各類企業客戶提供底層數據支持，其中國區總裁吳廣宇認為，企業是創新主體，也最了解市場需求。“因此，科技企業需要扮演好的角色是，在既定的法律法規框架內放開手腳，把市場需求轉化為解決方案。”

除了科技企業，在金融科技生態圈中，還少不了銀行、保險等傳統行業機構。業內人士認為，行業機構應該持有開放的心態，在做好風控的前提下，積極與科技進行合作，將好的模式進行復制推廣。“如此，行業才能進入高層次的發展階段。”

作為學術界的一員，李峰表示：“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為金融科技整個行業的發展方面提供基礎性、政策性、智庫性的研究，以及一定的國際經驗和教訓。比如金融科技離不開人工智能，這方面最前沿的技術就離不開學術界的基礎性研究。”

監管沙箱：加快探索步伐

過去幾年，中國的金融科技飛速發展，尤其科技企業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助推器角色。一時間，“傳統銀行會被金融科技公司取代”的觀點成為主流。但之后，一些野蠻生長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使得金融科技一度處于被質疑的境地。

不管就亂，一管就死。監管在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中到底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一直是業界廣泛探討的話題。

“金融科技生態體系的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著急，但其中監管的引導性作用卻應該加快步伐。因為金融科技中與金融相關的部分也帶有強監管的屬性。”李峰表示。

由于看到金融科技的強監管屬性，2015年以來，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始探索“監管沙箱”機制嘗試。所謂“監管沙箱”，即為金融科技創新應用探索提供一個“安全空間”，讓金融科技企業可以在“安全空間”內測試其創新的金融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和營銷方式。

如今，中國也開始探索“監管沙箱”管理機制——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今年4月，人民銀行總行將上海納入第二批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范圍。3個月后，上海即成為全國第二批試點中首個發布試點項目城市。

在上海版“監管沙箱”中，首批試點項目有8個，金融服務與科技產品入圍數量各占一半，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多方安全計算等多種高新技術，并已正式通過人民銀行總行初審并對外公示。

其中一些金融科技產品非常有現實意義。如交通銀行、中國移動、上海富數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合作，研發基于多方安全圖計算的中小微企業融資服務產品。中國銀聯則與浦發銀行、上海銀行一同研發基于區塊鏈的金融與政務數據融合產品。

“上海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首批項目體現了金融科技多元融合、多向賦能的特點。”李峰表示，在8個試點項目中，持牌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均積極牽頭申報，既有商業銀行與電信運營商、科技公司的攜手，也有四大國有銀行與旗下科技子公司的協同，還有清算機構與商業銀行的合作。針對這種多方合作的趨勢，他建議，在“監管沙箱”的探索中，政府應該重視跨部門的監管，從而形成一個多部門的協調引導機制。

應用場景：期待更多實踐

有了更加彈性和適度的監管，更多的金融科技應用探索就成為了可能。

“應該看到，過去幾年來，金融科技已經為金融行業注入了新的活力。”交通銀行金融科技創新研究院院長王衛東表示，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在金融行業的應用，不僅極大地提高了金融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還增強了金融行業的風險管控能力。

過去幾年，被金融科技賦能的銀行可以更精準地解決客戶的痛點和需求，讓客戶的全流程體驗得到大幅提高。“銀行系統本身掌握著大量的客戶核心和金融交易有關的數據，分析數據本身也是銀行的基本功。但是銀行本身掌握的這些數據往往維度比較單一，銀行慣用的數據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也比較傳統。”渣打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兼副董事長張曉蕾介紹，自從渣打銀行與國內頭部金融科技平臺合作后，銀行得到了人工智能與客戶交易、社交、消費等大數據相結合的信息，使銀行有能力進行多維度的場景化分析。“毫無疑問，我們真的更‘懂’客戶了。”

“以大數據為基礎的金融科技除了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為客戶‘畫像’的能力，還有助于增強社會的信用體系建設，從而緩解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難。”吳廣宇表示。

有業內人士預計，未來5年，在普惠和可持續金融兩個方向，上海的應用將形成聚集效應，由此形成“上海標準”。

比如在“監管沙箱”中，交通銀行就建立了專門紓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的智慧信貸服務平臺。該平臺結合了人行征信、工商紅盾、最高法、行政處罰、企業納稅、房產評估等數據對中小微企業進行綜合分析，給予中小微客戶線上授信額度。統計顯示，截至今年二季度結息日，交通銀行通過智慧信貸服務平臺累計簽約客戶209.88萬，發放貸款656.28億元，貸款余額191.1億元。

中國銀聯“基于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多應用普惠金融服務項目”依托行業支撐綜合服務、場景服務、支付標記、云計算資源等平臺，在交通出行、智慧停車、校企園區、行業快速接入、行業綜合服務等領域開展金融與行業融合的試點應用。目前，銀聯移動支付產品已在全國逾1700個市縣公交及34個城市地鐵上線。特別以上海地區為例，銀聯乘車碼覆蓋全市近1.6萬輛公交車及輪渡，累計服務用戶超5000萬人次。

此外，上海票交所也基于大數據建立智能化票據交易風險監測預警平臺，采用了業界領先且已經有實踐經驗的大數據分析、建模和可視化智能報表技術，較好地解決了項目面臨的高效率加載、存儲和分析數據和快速響應市場需求兩大難題。截至目前，該平臺已完成30個以上主題、200個以上維度、上千枚舉項的自定義報表統計，為總行提供固定報表不少于20張。

“實踐依據證明，有了‘監管沙箱’這樣創新的監管模式，金融科技應用試點項目可以利用技術創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延伸服務半徑，拓展普惠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為新技術全面創新應用提供實踐基礎和借鑒經驗。”王衛東認為，未來，更多金融科技在更多應用領域的實踐，值得產業界在互相合作中進一步探索。

匯聚人才：培養引進并重

在金融科技生態圈中，各主體的核心歸根到底，還是人才。金融科技發展不僅需要金融人才，也需要科技人才，尤其是金融與科技相結合的跨界人才。因此如何吸引和培養更多的金融科技人才匯聚上海，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產業發展離不開資本和人才。在金融科技領域，由于是新興產業，已經吸引了大量資本聚集，因此從當前時點看，人才將成為更重要的產業發展要素。”李峰表示。

當前，上海金融科技人才的供給情況如何？“上海由于金融機構密集，金融方面的人才供應充足。上海近期出臺的一系列人才政策，也在短時間內為上海聚集了一批科技人才。因此下一步，上海需要為金融科技生態體系培養和聚集更多的‘金融+科技’的復合型人才。”王衛東表示。

“金融的人不懂產品，IT的人不懂金融，金融的人跟IT的人溝通起來很痛苦。”李峰也認為，復合型人才是金融科技發展的關鍵。金融科技領域發展非常快，很多的領域可能就是最近兩三年才發展起來，還沒有沉淀到可以出版一本教科書，或者是作為一種正式的考試大綱出現，所以傳統大學的課程設置和授課方式可能無法滿足需要，所以他建議在金融科技人才培養方面，形式上一定要多樣化。

多樣化的探索已經開始。目前，上海一些高校已經開設了金融科技方向的金融碩士項目，涵蓋了一系列定制課程，第一屆生源已經于今年畢業，就業情況超出預期。

一位剛剛落戶上海的金融科技人才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場景——產學研主體各就各位，政府部門監管到位，應用場景不斷擴展，各方人才攜手創新，這應該是上海金融科技中心未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