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至19日，第三屆彭博創新經濟論壇舉行。萬科董事會主席郁亮在論壇上表示，疫情令中國加速呈現出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而網絡化城市比傳統城市更生態、宜居和有韌性。

縱觀歷史，霍亂和黃熱病促使19世紀的紐約建立了中央公園，倫敦安裝了下水道和排水系統，擁擠不堪的巴黎借助噴泉和林蔭大道變身為“光明之城”。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也對城市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和變化。

疫情加速和強化了中國城市此前已出現的一些趨勢特點，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中國開始呈現出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散布在城市網絡上的各個節點，它的設施將更加完善、功能會更加多樣化。傳統城市常以各種較為單一的獨立功能區組合而成，而網絡化的城市則是城市網絡上的各個節點都具備完善的設施、多樣化的功能。

郁亮認為，疫情之前，功能混合的節點就已出現在中國城市中，比如上海陸家嘴由最初功能相對單一的金融中心，到現在融入了更多的混合功能；上海黃浦江兩岸的美術館群落、休閑步道的全線貫通，也使其充滿了網紅公共空間的活力。深圳蛇口已從起初單純的工業區逐步轉變為集自貿區、郵輪港、藝術中心、濱海休閑長廊為一體的“超級綜合區”。

疫情之所以會加速城市多中心、分布式的趨勢變化，是因為人們發現網絡化的城市更生態、宜居和有韌性。當災害來臨的時候，如果每個城市節點能夠自給自足，互聯互通，形成生態安全屏障，就不易出現系統性崩潰。

疫情的出現，使中國的城市規劃與城市政策更傾向于韌性城市、網絡城市的建設，而上海和深圳在這方面的優秀實踐很有借鑒意義。

比如上海陸家嘴濱江地帶，設置了臺階式的防汛岸線，可以滿足各種防汛狀態下城市的需要。日常，防汛壓力處于低位時，它可作為市民的親水娛樂空間。當遇到幾年一遇的洪水時，則有相應的設防標高標準可以從容應對，即使被淹沒也可以用大自然的生態系統來消化雨洪的威脅。而最高設防標高標準則足以應對千年一遇的極端洪峰挑戰。

比如在深圳，市民出門走500米就是社區公園，2公里內一定有綜合公園，5公里內可以到自然公園，在附近公園里跑步、散步、跳舞、娛樂，已經成為這個城市居民每天的習慣。而在突發災害期間，這些公園可以立即成為附近居民的隔離避難場地，承擔疏散和救災功能。中國城市在這些具體細節上的優秀實踐，便是城市韌性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