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市促進城市數字化轉型的若干政策措施》（簡稱“《若干政策措施》”）正式生效。該措施是上海數字化轉型“1+3+1+1”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到2025年，推動上海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進一步提高，著力形成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制度框架體系。同時，著力強化目標引領、制度供給、精準服務、統籌推進，聚焦經濟、生活、治理重點領域高頻急難問題，立足于全方位激發各類主體的轉型活力和動力，提出全面激發經濟數字化創新活力、全面提升生活數字化服務能力、全面提高治理數字化管理效能、數字化轉型建設多元化參與、系統全面的數字化轉型保障5方面共27項政策制度和保障措施。

上海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對標“整體性轉變、全方位賦能、革命性重塑”的更高轉型要求，上海市部分企業依然存在“不會轉”“不能轉”“不想轉”和“不敢轉”等問題。比如中小企業“缺技術標準”和“缺公共平臺”，難以依靠自身實現數字化轉型；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平均稅后利潤低，“缺資金”數字化項目貸款難；國有企事業單位“缺激勵機制”，數字化轉型深度不夠；互聯網+醫療“缺政策”，首診和差別化收費機制還有待突破等。

為此，《若干政策措施》立足更加注重激發各類主體活力、更加注重社會力量多元化投入、更加注重吸引數字經濟市場主體集聚發展，來推動全方位、深層次數字化轉型，營造更好的轉型政策制度環境。

數字化轉型重在發揮全社會各類轉型主體的積極性。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加大考核和激勵力度，全面激發部門、企業、事業單位、區縣等各類主體轉型活力和動力。比如，為推動國資數字化轉型，上海將推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一企一戰略”和“一把手”負責制，要加快實施數字化轉型投入視同于利潤政策；比如，為推動醫療數字化轉型，上海將推進市級醫院、區域性醫療中心全面開展互聯網+醫療服務，試點在有條件的醫療機構設置互聯網+醫療服務管理部門，并完善考核和薪酬等機制。

另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若干支持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人才政策。比如，在工作機制方面，上海將在部分委辦局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試點“首席數字官”制度，建立數字化轉型和公共數據開放的勤勉盡職和容錯機制。在崗位設置方面，上海將支持數字化轉型事業單位設置創新性特設崗位，不受本單位崗位總量、結構比例和崗位等級限制。在領軍人才方面，對數字領軍人才等高級專家，聘用為正高級專業技術崗位的（含“雙肩挑”人員），可不占所在單位的正高級崗位結構比例。允許高校、科研院所自主認定數字化轉型高層次人才，采取年薪制、協議工資等辦法自主決定薪酬水平。

數字化轉型是全社會整體性轉變，僅依靠政府投入已無法滿足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要求。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改革數字化項目傳統建設模式，需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社會力量參與。比如，為鼓勵數字化轉型建設多元化參與，將在全市數字化轉型應用場景建設中試點“賽馬制”和“最佳實踐”等機制；以“揭榜掛帥”形式支持有條件企業參與“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應用程序與算法開發，探索實施使用效果與服務費掛鉤的激勵機制。

另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創新數據開發利用的新模式。比如，為加大公共數據開發開放，上海將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機制，建立完善多元化主體公平準入的運營體系，讓數據這種新型要素更多賦能社會主體，產生更多經濟和社會價值。再比如，為進一步推動數據中心算力資源有效利用，上海將依托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長三角國家樞紐節點建設，在全國率先探索建立覆蓋電能使用效率（PUE）、有效算力效率（CUE）、經濟產出效益（EUE）等指標在內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開展數據中心有效算力效率評估和區域算力調度創新試驗。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各類數字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加快城市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就是要加大市場主體的培育，壯大數字經濟相關產業。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為數字經濟企業提供包容審慎的發展環境，完善數字經濟新業態準入準營的便利化措施。比如，出臺新興行業分類指導目錄（2021版），完善數字經濟行業名稱，優化企業登記服務和行業統計等配套措施。

另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通過政策引導來培育壯大數字經濟企業，吸引各類數字經濟企業來滬發展。比如，上海將支持數字經濟民營企業總部，鼓勵外資企業在滬設立數字經濟功能型總部、研發中心和開放式創新平臺。要聚焦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培育一批高能級市場主體，加快推動新生代互聯網企業發展，打造數字經濟上海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