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博會迄今已四屆，參展商中的“老朋友”已積淀下不少故事，當然也包括波折。

記者就在本屆進博會上，了解到兩家參展商的心路之變——他們都曾在近年內，與中國伙伴發生“變心”，或“若即若離”，但隨之又難以割舍，繼而“回心轉意”。

丹麥水泵：后悔“缺席第二屆進博會”

比如在技術裝備展區的格蘭富。總部位于丹麥的格蘭富，是全球最大的循環泵制造商，今年攜其“靈適預制化智能泵組”新品，在進博會上進行全球首發，以其“工廠預制、現場裝備”“數字孿生”等特性，搶占我國新一輪節能減排市場。

水泵屬于隱性能耗大戶，水泵能耗占全球電力能耗高達10%。與此同時，廣泛運用于工業、商業樓宇、民用建筑及市政水務行業的水泵，僅不足1%是可以被數字化監控的。格蘭富正是切中這兩大痛點，其集全球工程師之力研發的“靈適預制化智能泵組”，在蘇州基地生產后，又在山東淄博市兩個老舊換熱站改造工程中進行首試，結果一個供暖季之后，兩個換熱站分別較改造前節電80%和19%。與此同時，格蘭富運用的“數字孿生”技術，得以對水泵運行狀態與能耗進行動態監測分析，用戶對水泵的體征、壽命等能做到心中有數，由此從“經驗驅動”變為“數據驅動”，減少了70%的非計劃停機。

更關鍵在于，這套智能泵組，系格蘭富全球研發、中國制造、中國首試，隨后又在中國進行全球首發。此舉證明，這家全球公司對“中國市場”的角色定位，已被重新定義。

之所以走出非尋常路，“在于公司對中國市場，有一個從‘不認識’到‘慢慢認識’再到‘全情投入’的過程。”格蘭富中國公司副總裁張小巖說。

格蘭富公司于1945年建立，是一個家族企業，目前銷售遍及全球80余個國家，而與中國結緣則在26年前——

1995年，當時公司第二代掌門人在董事會上力排眾議，做出“到中國去，越快越好”的決定。這年，格蘭富在華銷售約1000萬元人民幣；1996年，格蘭富在蘇州投資建廠；2001年中國入世元年，格蘭富在華銷售額約2億元人民幣；再到2020年，其在中國銷售額已超30億元人民幣，占其全球銷售額的10%，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格蘭富全球最大市場。

由此可見，企二代當年力排眾議的決定，而今已收獲巨大回報。對于中國市場，格蘭富公司自然心存感激，因此2018年首屆進博會時，格蘭富跟隨組展商丹麥工業品聯合會，在進博會丹麥國家館亮相。不過，第二屆進博會，格蘭富卻缺席了。到第三和第四屆，格蘭富重續進博緣，并且現已簽下第五屆進博會展位。

對于緣何“走了又回來”，張小巖的解釋是，由于第二屆進博會中，丹麥大量企業組團在食品和農產品展區隆重亮相，相當于開出另一種呈現方式的“丹麥國家館”，身處工業領域的格蘭富感覺“不搭”，便一時放棄了參展。“不過公司很快就后悔了。2020年，公司義無反顧，決定拋開組展商自行參展，直奔技術裝備展區，拿下60平方米展位，且克服疫情影響真誠參展。今年進博會，公司的參展面積更擴大到了100平方米。”

之所以這么快“悔改”，一個很重要原因，在于對中國客戶的信任與承諾。“我們的中國客戶中，有大量是各省份的投資集團、建設集團等，他們作為各地采購交易團成員，年年都來進博會參觀和下單。只有當他們看到格蘭富公司堅定參展，才會非常定心和驕傲。”張小巖坦言，“終于發現自己當年一不小心‘失誤’了。我們深感，應該更珍惜進博會，因為進博會是我們與中國伙伴彼此交流、增進信任的一個必要平臺，是我們向中國市場致敬的最好機會。”

與進博會再次牽手后，格蘭富拿出了更大誠意——2021年，公司將其四大板塊的全球總部之一即商業建筑總部放在了中國上海。此外，公司已籌劃在蘇州、無錫工廠之外，持續增加在中國的投資布局。

日本文具：還是中國供應鏈最靠譜

相比格蘭富，進博會參展商LIHITLAB倒是“四朝元老”，從2018年開始，四屆進博會一屆都沒跟丟。

不過，LIHITLAB公司還是主動向記者坦承了自己一度“移情別戀”。

LIHITLAB是日本一家有著83年歷史的高品質文具公司。6年前，中國商人徐駿發現我國消費市場出現“文具控”趨勢，主動找到LIHITLAB公司執行董事室田徹紀，要求拿下該品牌在中國的總代理權。當時，室田徹紀對中國市場并無興趣及信心，但萬沒想到，僅3年時間，徐駿就將中國市場推上了LIHITLAB海外市場的第二位置。這家日本老字號企業再不敢怠慢，頻頻將新品投向中國，并連續且堅定地參展進博會。

首屆進博會，LIHITLAB公司執行董事室田徹紀（左）在自家展臺。

室田徹紀保留了歷屆進博會參展證。

今年進博會開幕前，LIHITLAB公司完成布展后的樣子。

但近年來，考慮到土地及人力成本上漲，這家日本公司陸續將部分產品的生產線從浙江、廣東等制造基地，向越南、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轉移。LIHITLAB中國事業相關負責人戴睿告訴記者，公司在東南亞的一個自建工廠，起初只承接簡單的PP（聚丙烯）類產線產品，以及部分筆袋等需要人機配合縫制的產品。但近年來，日本公司愈加發現，中國在土地、人工、工廠運作成本及稅收優惠等紅利漸漸消失，日本公司為此專門做過測算，同品類、同品質產品在中國和越南，成本要相差30%。因此，2017年左右，日本公司開始陸續將高品質面料筆袋和收納包等工藝要求較高的產線，也從中國轉移到了東南亞。

LIHITLAB公司產品中，部分面料筆袋、包等需要人機配合縫制的產品逐漸向東南亞轉移。

“然而這次疫情，暴露了東南亞地區的供應鏈短板。”戴睿告訴記者，一方面，是交貨質量問題。因疫情阻隔，日本公司的品控團隊無法到東南亞生產基地，實地指導生產、把控標準。結果，收貨的次品率明顯提升。一些客戶則發現了多款筆袋的細節變化，紛紛詢問LIHITLAB公司：原來筆袋針腳都是整齊筆直的，怎么現在變歪了？

相比之下，疫情前的中國制造工廠，早已相當成熟和自律，即便沒有日本品控團隊“打飛的”前來督察，“無論是原料采購標準、生產工藝還是流水線的先進程度，都完全符合日本公司的高品質要求。交出來的貨，質量依然是沒話說。”

LIHITLAB公司熱銷款硅膠類卡通筆筒等產品，由中國供應鏈來完成，質量就是沒話說。

對這家日本企業更大的影響在于，疫情之下，全球唯中國率先復工復產，且疫情防控得力，然而其他制造基地，生產供應極不穩定——缺貨對企業而言是更大的災難，若工廠無法完成訂單，企業無產品可賣，就是白白損失大把的生意機會。

因此，痛定思痛之下，去年年底，LIHITLAB公司又開始將部分重要生產線重新移回中國。

“疫情成了一塊試金石，對比之下，中國供應鏈的完備、穩定和靠譜全部凸顯出來。”戴睿告訴記者，即便有過短暫“變心”，或是“若即若離”，但他相信，回心轉意、再度歸來的這些海外企業，“他們不再是過去的自己，他們對于中國的情感粘連會更深，與中國合作伙伴與用戶之間的綁定，也會比以往任何時間都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