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主要是由移民所構成的城市。在地名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除了因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因素外，移民的作用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它不僅反映在地名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之中，更是表現在古、近代的歷史變化之中。

移民增多始于宋元

在上海古代主要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中，據現有史志資料所載，遠自漢代就有此類移民地名的形成，如孔子的后裔，第二十二世孫孔潛，為后漢時太子少傅，后避地于海隅鄉(今大盈鎮天一村)，遂命名其所居之地為孔宅。

古籍中海隅鄉(今青浦大盈鎮天一村)孔宅（孔廟）地形圖。

現存資料記載所知,孔宅為青浦區最早的古建筑，1958年曾是大盈人民公社的所在地?1959年，孔宅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可惜的是這座象征儒家文化的宅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損毀殆盡。文字?圖畫?碑石也消失殆盡?1983年，孔宅僅存的大殿建筑移置于大觀園游覽區?至1985年,孔宅僅存清代大石碑2塊?古銀杏2棵。1986年11月被撤銷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在大盈鎮天一村唯一可見的古跡可能就是這株古銀杏
宋元以后，隨著外地移民的逐漸增多，特別是北宋南渡與明清鼎革之際，更有大批士族門閥及平民百姓南渡北遷而紛至沓來，“此中閥閱，多由南渡”，由此形成的姓氏移民地名亦為數不少。
其中著名的有南宋時期的瞿家灣、瞿家路、瞿家園等，為河南開封人瞿榆維，官臨下砂鹽場，卜居鶴沙，子孫繁衍，由此定名；閘北區大寧街道的楊湖宅，是楊家將的后代由河北避難遷此所得名；南宋時期則有孟家堰，是為亞圣孟子五十四世孫孟觀在其祖父南渡后又續遷至金山楓涇而得名；普陀區石泉新村街道的侯家宅，也是為宋崇寧丙戊(1106年)進士、官至樞密院副使的山西河東人侯細，隨高宗南渡后因遭秦檜誣陷而隱居于此而得名；現徐匯區內區片地名錢家塘，為明中葉浙江杭州人錢南澤移居之地；閔行鎮，是為明嘉靖年間山東人閔其卜居之處。

民國二年（1913年）商務印書館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地圖上標注有許多以姓氏為首的地名。

民國七年（1918年）上海老地圖。可見上海西南地區徐家匯周邊有大量以姓氏為首的地名

清代，此類地名大量涌現，上海市區有史可查的達近百處之多，其中著名的有：普陀區區片地名朱家灣，為清初安徽朱姓族人逃荒居此而得名；虹口區區片地名陳家宅，為乾隆年間安徽陳氏一族逃荒至此所命名。因移民而緣起的上海移民地名，幾乎是有史以來即已形成，并隨著移民的逐代增加而相應發展，始終在上海地名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30年《上海指南》中刊載的市區部分姓氏地名
查閱1989年出版的《上海市路名大全》，仍舊可以看到很多以姓氏冠首的地名：市區“王家弄”六處、“何家宅”三處、“陳家宅”“陳家弄”“陳家巷”各有兩處、“李家宅”八處、“陸家宅”六處、“楊家弄”七處、“楊家宅”五處、“張家宅”五處……?此類地名在郊區更是不計其數。

近代出現以籍貫命名的會館
近代以來，以移民籍貫命名的移民地名隨著大批同縣、同省的外地移民的到來而大量涌現。在上海市區，出現以移民社會組織命名的會館、公所地名，其數量也是為數不少，特別是近代以后，更是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僅南市區一區，就有近三十個會館、公所。而其他各區，以至市郊城鎮，也均有或多或少的會館、公所地名。其中著名的有南市區的三山會館、江西會館、漳泉會館、湖北會館、湖南會館、四明公所及閘北區的錫金公所、揚州公所、福州會館，徐匯區的安徽會館、燕平會館。盧灣區的山東會館、臺州會館、洞庭山會館。

1884年上海城廂租界全圖中標注的徽寧會館位置，現今大約陸家浜路斜土東路之間的位置。

1913年上海地圖上的相同位置又出現了許多同鄉會館

1947年上海街道行號地圖上標注的“揭普益會館”（注：應為“揭普豐會館”原圖標注有誤）為潮州會館，位于南市舊鹽碼頭街51號

上海的同鄉會館中最知名的應該是寧波同鄉會的四明公所了。林森東路就是現今淮海東路，最初名為寧波路就是由此得名

自古以來，上海移民遍布于上海市各個鄉、鎮以至于村落之中，近代以后，又更是遍布于市區的各個角落，在1950年1月上海市人口的籍貫構成中，本地籍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5.1%，而外地人口卻高達84.9%。因而，由移民而緣起的移民地名也自然地在其空間上遍布于上海的每個角落。在類型的組合上，無論是以姓氏命名的移民地名，還是以籍貫命名的移民地名，或以社會組織、建筑以及職業等命名的移民地名，都反映了移民在上海地名上的這個作用。
上海自近代開埠以來，由經濟關系的迅速變化所導致的移民社會的變化，相應地導致移民地名類型的迅速變化。大批來自同一籍貫的移民為了能在這塊完全陌生的土地求得更為適應的生存環境，以便得到同籍同鄉的幫助和提攜，便自然的從原來的以宗族制度所維系的血緣性向以職業所維系的地域性方向發展，以移民籍貫所命名的地名也就迅速形成。
近代以來見諸于史志所載的移民姓氏地名，有普陀區的吳家里和楊浦區的丁家宅等幾處，是純粹意義的姓氏地名。其中位于普陀區東部潘家灣路7弄內的吳家里，是因20世紀40年代江蘇常州籍吳姓木匠來此定居而得名，而位于楊浦區長白新村街道東北部的丁家宅，則為抗日戰爭期間，大批外地移民在此搭建簡屋定居，因居民中丁姓較多而得名。但是，與此成顯著對比的是，籍貫移民地名卻在上海地名中大量出現，僅在上海市區就達近百處之多。
與古代大量存在的姓氏地名相比較，近代大量形成的籍貫地名當然占據了上海近代移民地名的主導地位。從總體上來說，籍貫地名成了上海移民地名中僅次于已存的姓氏地名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成的發展，不僅反映了移民在上海地名的變遷狀況，同時，也反映近代上海移民的籍貫來源及其區域分布的大致狀況。

此外，自19世紀60年代上海成為商貿中心以來，大批廣東籍的買辦、商人及破產農民紛紛踏進上海這片熱土，開拓新的事業，從而，在虹口區一帶聚居了一大批廣東籍移民，并由此產生了多處以廣東街命名的地名。其中在四川北路南部的福德路及其北部的東武昌路，不僅廣東移民在此開設了許多商店，而且酒館、茶樓亦為數不少，粵音絲樂環耳不絕，身入該區亦如處廣東地區，故而均命名為廣東街。

粵秀坊?1907年由泰和洋行買辦勞敬修出資建造

移民分布廣泛造成地名重復
民國以后，東武昌路以南地區，即今虹口、閘北兩區交界地帶，隨著廣東籍移民的增多和衍散，于1918年在此修筑馬路，亦命名為廣東街,解放以后才改為新廣路。直到今天，上海的廣東籍移民，仍以居住于這些地區為多。
江蘇蘇北地區的移民主要以虹口、黃浦、閘北、長寧、普陀等地居住為多，如在清末，北四川路形成不久，遂有蘇北人聚居于今四川北路961弄旁造屋筑路，故命名為江北路。20世紀20年代之后，原黃浦區浦東沿江一帶也聚居大批蘇北籍移民，如張家浜街道西南部的江北村及濰坊新村街道的北部的泰北村(江蘇泰州北鄉)等地名。而有江北大世界之稱的閘北區區片地名，位于寶山路街道公興居委會，更是由于一批又一批的蘇北人在此建棚定居，形成一個熱鬧的地區而得名。

20世紀20年代拍攝的虹口北四川路富吉堂（又名嶺南堂），建于1917年，曾經是專為廣東籍旅滬基督徒做禮拜的教堂。現今位于四川北路第一小學校園內
同樣，位于閘北區會文路213、243、251、261、271、250、260弄周圍的一片原為荒地，也因抗日戰爭時期一批批來自江蘇南通的移民相聚而居，故稱之為南通新村。如位于長寧區宣化路226弄，1934年以后江蘇南通籍移民為主的大批蘇北人在此定居，而得名南通村。而在抗日戰爭時期聞名于上海的長寧區蘇北里，位于周家橋街道西部包括古北路62、76、106、136、174弄，長寧路2165、2171、2185、2191弄，古北支路8、26、44、52等弄和天山支路50、70等弄的大片地區，大批來自蘇北等地的難民紛紛在此搭棚定居，避難謀生，并成為販米進入租界的集散地。
其他的還有普陀區安遠路630弄的蘇北里及潘家灣東支路40弄的江淮新村等地，也均因有大批蘇北移民居此而得名。還有因為居住來自蘇南、浙江、安徽、湖北甚至于陜西等地的移民而得名的各地移民籍貫地名，其中如普陀區西康路1501弄8支弄的無錫弄；長寧區萬航渡路1312弄71支弄的江陰弄堂；浦東東昌路街道海興路113弄內的寧波弄堂；閘北區南部的海昌路(浙江海寧、新昌)、閘北區虬江路街道永興路921弄居委會內的安徽里以及普陀區交通西路184弄的西安坊；閘北區止園路87、111弄的臺安里(遼寧省臺安縣)等。

20世紀早期拍攝的蘇州河邊水果攤。蘇北籍移民大多臨河而居，所以在市區內原河道周邊形成了很多聚居地
同一地名的重復存在也是移民及其后裔(對當地而言的移民)廣泛分布和衍散的直接淵源，就其數量而言，也幾乎占地名總數的一半以上。由于宅之稱謂，自古代起就以北方籍移民為最多，如漢時今青浦縣的孔宅，宋時今閘北區的楊湖宅，南宋今普陀區的侯家宅，清時今長寧區的莊家宅、今楊浦區的魯家宅等等，均是因為北方籍移民居此所致，也大致上可以看到從古代以來，上海地區的移民是以北方籍為最多。當然，亦有一定數量的南方籍移民的遷入，其中也有部分是以宅為其聚居地名的稱謂。
但是，在這些移民之中，除了其祖裔原本為北方人南遷之后又再移至上海以外，其大都卻是從南方移民所特有的角、廳、門、閣、行等稱謂為最多，如閘北區芷江西路的嚴家角，為元代浙江湖州嚴姓商人在此售香并墾荒定居所形成的區片地名；浦東新區北部的吳家廳，為清乾隆年間福建吳姓船主在此定居而形成的區片地名；再如浦東張家浜街道的陳家門，為清道光年間浙江紹興籍陳姓在此建屋定居而得名；又如浦東三林黃家閣，為元至正年間松江府提舉、福建人黃承司致仕定居之地。

1947年街道行號地圖上標注的海寧路1046號錫金會館，無錫籍移民及商賈匯聚。靠近浙江北路位置
隨著上海市區南方籍移民的大量增加，尤其是與上海鄰近的蘇州、無錫、常州一帶的移民，更是為數不少。因而，在上海地名的通名上，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即宅、巷等稱謂逐漸減少和弄、厙、里、坊等稱謂逐步增加。如凌家弄，為清咸豐十年(1860年)福建籍凌姓因參加太平軍，遭清政府追捕而避難逃至浦東洋涇鎮北部而得名；薛家厙，位于原來的普陀區朱家灣街道，為清光緒年間江蘇蘇州薛氏一族居此而得名；而民國時期普陀區的吳家里，為江蘇常州吳姓移居于此所命名；又如普陀區的紹興坊、虹口區的粵秀坊、普陀區的無錫里、閘北區的浙江里和浦東東昌路街道的寧波弄堂等，都是屬此類情況。

后記
20世紀80、90年之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許多移民地名也隨著市政建設和房屋運遷而逐步消失，并成了歷史地名。但同時，也會由于原有移民地名區域的擴大以及新的移民到來，產生了一些新的移民地名，如位于普陀區宜山新村街道因建國后從山東泰山附近遷來一批移民而得名泰山宅的基礎上，于1980年后建有大批新型公房而得名的泰山新村，以及普陀區中山北路因江西籍移民所建造而得名的江西銅業大廈等新的移民地名的形成和發展。因此，直到今天，移民及其移民地名仍在上海地名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反映其新的發展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