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中葉，福州路就已經是聞名遐邇的文化用品一條街。但不止于此，1929年，從這里發出的一封信，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1998年末誕生于此的上海書城的前生故事，也是關于文字力量的一種闡釋。

1991年，申城的報紙上刊出《中共上海市委關于當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若干實施意見》。意見預示：市一級的文化設施，在“八五”期間要建成或基本建成十大工程，其中有后來我們都熟悉的東方明珠電視塔、上海圖書館新館，包括上海書城。

兩年后的1993年8月，一則來自福州路文化街規劃小組的消息再次透露，為了重振福州路，“在河南中路至湖北路一段，形成一個專業書店群。除現有的上海科技圖書公司、上海書店、外文書店、古籍書店等外，還將增設工具書店、譯文書店等十余種專業書店；同時，興建上海書城，使福州路成為上海乃至全國書刊零售批發的總書庫”。

這，就是今天我們熟悉的上海書城的緣起。

福州路465號上海書城福州路店，在1998年12月30日正式開業。這一占地3713平方米，總建筑面積39830平方米，樓高27層，其中1至6層為書市的龐大建筑，以及超級市場的經營模式，令人耳目一新。當時，書城采用的計算機系統在國內是最先進的。

時光如梭，彈指一揮間，23年過去了。這個秋天，當讀者走進福州路465號上海書城福州路店，大門內墻上用醒目的字體寫著：“二十三載，感謝您的陪伴！道一句‘再見’只為未來更好的遇見！”上海書城福州路店將營業至12月12日，之后閉店重新裝修。讀者排隊前來購書或懷舊，并用彈幕抒發對書城暫別的不舍與寄望——“一代人青春的印記，期待書城新貌”。

書山玉立

世紀交替之際，上海人選擇在福州路矗起一座“書山”并非偶然。因為福州路的名字和文化一直息息相關。

福州路，也被稱為四馬路，東起外灘，西至西藏中路，全長1453米。《上海專業志》資料顯示，該路于19世紀50年代開始興筑，分兩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于清咸豐六年（1856年）筑到今湖北路，第二階段于同治三年（1864年）筑完全程。商市與道路的辟筑同時而興。道光三十年（1850年）福州路外灘一帶已有英商公易、豐茂等洋行。19世紀后期工部局規定貨車和空車不準在南京路行駛。一些車輛改道經過福州路，為此地帶來更多人氣。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麥都思在福州路南面（今仁濟醫院周圍）購地一塊（當時人們稱此地為麥家圈），開設了墨海書館。麥家圈一帶自此相繼開設印刷廠、書店、書局、紙張店和文教用品商店。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創立在江西路（今江西中路）的商務印書館，在福州路、河南路（今河南中路）口，另辟新址，建造一座四層樓房、五開間門面，店堂寬敞，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印書館，出版的書籍品類多，有字典、辭典等工具書和古籍大部叢書，如《四部叢書》《四庫全書》《叢書集成》等，尤以出版教科書聞名。大店的到來帶來吸納效應。據《華商行名簿冊》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福州路上已有商業網點150戶，其中書店、書局、文具店、儀器社17戶。

1912年，中華書局在福州路上出現。1921年，世界書局也來到福州路。以青年讀者為主要對象的開明書店和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都遷到福州路，后者的前身為《生活周刊》社，這家書店出版的許多書，多反映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思潮。

重要來信

商業的繁榮，帶動福州路上戲園、茶樓競相出現。中西文化、新舊思潮也在這一區域交匯碰撞并產生連鎖效應。因為毗鄰南京東路商圈，本身又是僑民匯聚、四方商人往來之地，福州路、湖北路一帶也成了當時有名的中小型旅店一條街。

在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上可見，在湖北路和福州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處，北面較有規模的就有吉升旅社、長華旅社、嘉禾旅社、惠中旅社等，南面則有中和旅館、東安、大新旅社等。今日的上海書城福州路店大約位置就在中和旅館處。除了這些旅社，散落在居民區內大大小小的浴室、旅店、酒樓更是不計其數。

湖北路原為第二跑馬場外跑道，于1862年第二跑馬場拆除后辟筑，呈弧形，初與今浙江中路合稱蘇州路，俗稱大新街。1865年以湖北省名作路名。就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旅社里，發生過一件事，在這里寫就的一封信，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這封由中共中央從上海發出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

紅四軍初創時期，領導層內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出現過爭論。1929年8月，陳毅風塵仆仆趕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并按照周恩來同志的要求，起草了中央對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陳毅正是在今福州路、湖北路區域，當時地址為大新街上的新蘇旅社內起草了來信。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會議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會議奠基的軍隊政治工作對軍隊生存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靜靜地，這封信從上海出發。

而上海的這條街，也依舊靜靜地，用自己的方式，展現著文字的力量。

20世紀30年代以后，福州路上又有新兒童書局、求益書局、華北書局、華新書局、文匯書局等。1939年，全市共有書店245家，其中開設在福州路的就有92家。根據統計，1948年，福州路有商業網點230戶，其中有書店、書局、文具店、儀器店等62戶。這兒是名副其實的文化用品街。

大書城時代

新中國成立以后，福州路上書店、書局、文具、儀器等商店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同類型商店進行了撤、縮、并。1954年，上海市百貨公司在福州路406號成立第八批發部（后改為上海文化用品公司文具批發部），統一安排全市文具市場。1978年后，經過治理整頓，福州路開始出現新的面貌，共有商業網點107戶，其中書店、文具、儀器、工藝美術、刻字等屬文化、藝術品的商店34戶，年商品銷售7億元。至1990年，文化用品商店發展到37戶，年銷售7.5億元。

就在決定建造上海書城的前后幾年間，1992年9月，黃浦區少年宮遷到福州路，同年，設立以經營現代辦公文具為主的文都辦公用品公司。1995年，上海文化用品總公司新建了一座總面積為13700平方米、具有現代化設施的經營文化用品的大型商廈——上海文化商廈。至1995年底，福州路上共有書店、書局、文化用品等商店47戶，占福州路商業網點總數的三分之一，銷售總額近10億元。

1998年12月30日，上海書城與“第二屆上海書市”同時拉開帷幕，開啟上海圖書零售業“大書城”時代。“讀者進門要買門票，從福州路、廣東路、湖北路、福建路繞來繞去，連綿不斷幾千號人在排隊。”時任上海書城領導曾回憶，連續五六天時間，買票入場的讀者絡繹不絕，讓上海書城開業成為轟動一時的文化事件。當時，不少人從南京、蘇州、杭州坐著火車來上海書城。

浙江文藝出版社原社長鄭重回憶自己第一次踏進上海書城時的震撼，“過去，圖書通常是和路邊書攤為伴的，作為一個出書人、讀書人，走進上海書城看到如此富麗堂皇的陳設，頓時感到，圖書原來是可以和高雅、時尚相伴的，這一點真讓讀書人找到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