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上海又開了一次“大會”——很多人記得，李強曾經幾次說過，開“大會”，就是要研究“大事”。

7月4日下午，在中央以很高規格召開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的一個半月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市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李強在會上作了近1個小時的講話，對上海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作動員部署。

此前，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后的一周里，上海市委已就學習貫徹大會精神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專門召開過常委會擴大會議；李強還曾特別安排過一次生態環保的集中調研。

充分準備之后，全市大會的針對性，顯然更為明確。

“短板”

就在全市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當晚，《中共上海市委關于面向全球面向未來提升上海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的意見》全文公布。大會消息和這個重磅文件，同時出現在第二天清晨上海主要報紙的頭版上。

這既是巧合，也不算巧合。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正是時下上海各項重點工作所處的基本語境。而生態環境，則被視為構成全球城市吸引力和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之一。

因此，這場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早已超越了專門領域工作會議的范疇。李強所作的部署，也都基于“全球城市”的大命題。

這就為衡量上海的生態環境工作現狀，提供了更立體的參照系。僅從自身發展的縱向看，上海的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無疑已有長足進步，PM2.5年均濃度、水環境功能區達標率等指標，都較往年有了不小的改善，有的已優于國家標準。

但一旦放眼全球，上海的短板，就暴露得很明顯了。

“PM2.5年均濃度， 東京、倫敦常年都在10-15微克/立方米；我們去年是歷史上最低，還有39微克/立方米，距離是比較大的。”繼一周前的市委全會后，李強再度把上海同幾個重要的全球城市放在一起對比，提醒官員們注意其中存在的差距。

他特別提到，國外有研究機構曾發布2017年全球城市實力指數報告，上海在其中位列全球第15；而具體的分類評估中，上海的生態環境指標僅排在第41位。“我們整個生態環境如果有很大改善，在全球的排名或許還會上升。”

這場動員會，某種程度上開成了一次問題剖析會。李強坦言，上海距離“人人向往的生態之城”，仍需要“爬坡過坎”，時下特別需要抓住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突出問題的窗口期，通過對照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在探索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道路上樹立標桿、打造典范。

而首要的問題和突破口，正是其多次提及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效能。

“源頭”

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李強剖析了上海生態環境問題的癥結：產業結構偏重，能源過度依賴石化燃料，運輸較多依賴公路運輸，等等。

同時，污染物產生量、排放量尚未同經濟社會發展絕對脫鉤，“每1個百分點的GDP增幅，要增加的污染物，比起發達國家來還是高的。”

李強直言，目前上海重化工業比重還較高，布局也不盡合理，比如，不少化工企業處于規劃工業區塊之外。在周邊省市對沿江化工企業進行大力整治調整的時候，上海顯然不能無動于衷。

他表示，加快重點企業調整和重點區域轉型，將是下階段上海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上海不是不要化工”，他特別強調，“上海做化工，要做高端、高附加值、更精細。”

這也合乎李強對上海產業結構的期待。從5月起，他就強調，上海要“以環境論英雄、以畝產論英雄”。隨后，“論英雄”的表述經歷了一個擴充的過程——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后，最初的兩個“論英雄”之間增加了“以能耗論英雄”；而在十一屆市委四次全會上，又加上了“以效益論英雄”。

從“兩個論英雄”到“四個論英雄”，愈加凸顯環保同經濟發展間的內在關聯， 聯系此前市委全會上關于“提升經濟密度”的論述，上海要在此前多年調結構基礎上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出結構，強調效益的導向，已經十分明顯。而這恰恰是處理環保問題的治本之策。

李強反復強調，上海的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必須在各個領域加強“源頭防控”。除了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運輸結構等方面的變革亦迫在眉睫。

比如，去年上海煤炭消費總量約4600萬噸，仍屬于高位；上海港去年4000多萬標箱的集裝箱吞吐量，水水中轉只占四成多，海鐵聯運的比重非常低，大半是通過陸路運輸完成，其間產生的大氣污染不言而喻。柴油車在總的機動車擁有量中僅約一成，但卻排放了近八成的顆粒物、氮氧化物。

此外，諸多新業態帶來的新問題，也亟待研究破解——比如網購。李強特別提到快遞包裝泛濫問題：“包裝用的膠帶紙，全是不可降解的材料，一個包裝盒子平均要用0.8米膠帶紙，這方面要研究怎么辦。”

“努力”

顯然，除了企業和社會，上海的各級政府部門和官員，需要加緊對種種“怎么辦”作出回應。

在全市大會上，李強就一些問題提出明確意見，要求相關方面盡快探索落實。如能源替代，下一步必須嚴格落實重點用煤企業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著力提高清潔能源消費，市有關方面亦要探索一些政策措施，幫助企業主動削減用煤方式。而在運輸方面，大力發展水水中轉、海鐵聯運，推廣新能源車，均被提上議事日程。

“上海新能源車數量已經全國領先，但公交、出租、物流領域還有很大空間，特別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要帶頭。”李強在現場表示，希望相關方面研究具體方案，“我們要帶頭，只有帶頭用，現在的突出問題，比如充電樁，才會加快跟上解決。”

對各級官員而言，一種更為主動的介入姿態，是受到鼓勵的。這也是處理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議題的應有之義——即便是空氣質量這樣常被認為要“靠天吃飯”的領域，李強也希望在“天幫忙”之外，更強調“人努力”的作用。

一些已有的制度，也被要求更嚴格地落到實處。例如河長制，李強坦言，如果每個河長都認真負責，許多河道污染問題就能及時得到反映、及時加以解決。“怕就怕‘掛名河長’”，他說。

就此，上海需要出臺一些更細致的獎懲措施，確保河長制落到實處。“不能你擔任河長一年了，這個河越來越臭，你也不清楚，”李強說，“這樣的河長，該免職要免職，該調離要調離，該處分要處分。”

其他方面亦是如此。而檢驗相關工作成效的標準，也不能僅靠“數據說了算”。

上海的多項環保指標已經“自我加壓”，嚴于一般標準。但在李強看來，僅有指標還不夠，更重要的還是群眾感受度——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氣、全面消除河道黑臭、力爭消除劣V類水體等目標的進一步明確，均旨在增強群眾感受度。

“比如水質改善，簡單拿測試數據，老百姓還不一定認可，他要看得到、聞得到，聞聞有沒有味道，看看有沒有魚。”在會上，李強特地幽了一默，“不是哪個局長下去游泳就行了。老百姓要看到河里的魚能不能吃，河里的魚能吃了，那水質就好了。”